最高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工作规定

　　（2000年11月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届检察委员会第七十三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检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公正执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及有关法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工作的基本任务，是通过受理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提出的刑事赔偿请求，审查办理刑事赔偿案件，保障受害人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获得赔偿。

　　第三条　　人民检察院坚持依法赔偿的原则，严格依照国家赔偿法关于赔偿范围、赔偿程序等规定办理刑事赔偿案件。

　　第四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赔偿案件，实行主诉检察官承办，部门负责人审核，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的制度。

　　第五条　　　在办理刑事赔偿案件中，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决定，有权撤销或者变更；发现下级人民检察院已办结的刑事赔偿案件确有错误，有权指令下级人民检察院纠正。

　　第二章　　确　　认

　　第六条　　人民检察院对于请求赔偿的违法侵权情形，应当依法确认，未经确认有违法侵权情形的赔偿申请不应进入赔偿程序。

　　本规定所称确认，是指依法认定赔偿请求人提出的赔偿请求是否属于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二）、（四）、（五）项、第十六条第（一）项规定情形的程序。

　　第七条　　有下列法律文书或证明材料的赔偿申请，请求赔偿的违法侵犯人身权情形，以确认论，应当进入赔偿程序：

　　（一）人民检察院撤销拘留决定书；

　　（二）人民检察院撤销逮捕决定书；

　　（三）人民检察院撤销案件决定书；

　　（四）不起诉决定书；

　　（五）人民检察院予以纠正的复查决定书；

　　（六）公安机关撤销案件后予以释放的证明书；

　　（七）人民法院宣告无罪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书、裁定书；　

　　（八）对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中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死亡，作出处理决定的文书；

　　（九）对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死亡，作出处理决定的文书。

　　但是对人民检察院因证据不足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书、不起诉决定书或者人民法院因证据不足作出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书、裁定书申请赔偿的，人民检察院的逮捕、拘留决定有无违法侵犯人身权情形，应当依法进行确认。

　　第八条　　证据不足的撤销案件、不起诉案件或者判决无罪的案件，应当由人民检察院分别下列情形对检察机关作出的逮捕、拘留决定有无侵犯人身权情形依法进行确认；

　　（一）对不能证明有犯罪事实或者不能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的，予以确认；

　　（二）对不能证明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予以确认；

　　（三）对有证据证明有部分犯罪事实的人拘留、逮捕，或者有证据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拘留的，不予确认。

　　第九条　　请求返还被人民检察院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的财产的赔偿请求应当由人民检察院分别下列情形对有无违法侵犯财产权情形，依法进行确认；

　　（一）人民检察院撤销案件决定书、不起诉决定书、复查纠正决定书及人民法院宣告无罪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对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的财产作出返还当事人决定的，或者具有对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财产等措施认定为违法的法律文书的，以确认论；

　　（二）没有履行必要的法律手续，查封、扣押、冻结、追缴当事人财产的，予以确认；

　　（三）有证据证明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的财产为当事人个人合法财产的，予以确认；

　　（四）有证据证明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的财产属于违法所得的，不予确认。

　　第十条　　对于要求确认有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二）、（四）、（五）项，第十六条第（一）项规定情形之一的，应由刑事赔偿工作办公室按照人民检察院内部的业务分工，将相关材料转交有关部门，有关部门应在二个月内提出违法侵权情形是否存在的书面意见，移送刑事赔偿工作办公室。刑事赔偿工作办公室审查并报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后，制作《人民检察院刑事确认书》，送达赔偿请求人。

　　第十一条　　对于人民检察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二款之规定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请求赔偿的违法侵犯人身权情形应当依法不予确认。　

　　第十二条　　在刑事赔偿案件受理阶段或者复议阶段发现原确认可能错误的，由刑事赔偿工作办公室提出书面审查意见，报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后，通知案件原承办机关或者部门重新审查。

　　刑事赔偿工作办公室应同时制作《人民检察院重新确认通知书》，送达赔偿请求人。

　　第十三条　　赔偿请求人对人民检察院不予确认的决定不服，有权申诉。

　　不服不予确认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的，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可以自行复查，也可以责成下级人民检察院复查。

　　第十四条　　对不予确认的申诉，经复查认定有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二）、（四）、（五）项，第十六条第（一）项规定情形之一的，应予确认；原不予确认正确的，予以维持。

　　对上列情形，均应制作《人民检察院刑事确认复查决定书》，送达赔偿请求人。

　　第三章　　立　　案

　　第十五条　　赔偿请求人提出赔偿申请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受理。

　　赔偿请求人提出赔偿申请，应当递交赔偿申请书。赔偿请求人书写申请书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申请。口头提出申请的，应问明有关情况并制作笔录，由赔偿请求人签名或者盖章。

　　人民检察院收到赔偿申请后，应当填写《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申请登记表》。

　　第十六条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刑事赔偿申请，应当立案：

　　（一）请求赔偿的违法侵权情形已经依法确认；

　　（二）检察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三）本院负有赔偿义务；

　　（四）赔偿请求人具备国家赔偿法第六条规定的条件；

　　（五）符合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请求赔偿时效；

　　（六）请求赔偿的材料齐备。

　　第十七条　　对符合立案条件的赔偿申请，负有赔偿义务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收到赔偿申请之日起七日内立案，制作《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立案决定书》，并通知赔偿请求人。

　　第十八条　　对不符合立案条件的赔偿申请，应分别下列不同情况予以处理：

　　（一）未经依法确认的，告知赔偿请求人先向有侵权情形的机关请求确认，本院为侵权机关的，按照本规定第二章的规定办理；

　　（二）不属于人民检察院赔偿的，告知赔偿请求人向负有赔偿义务的机关提出；

　　（三）本院不负有赔偿义务的，告知赔偿请求人向负有赔偿义务的人民检察院提出，或者移送负有赔偿义务的人民检察院，并通知赔偿请求人；

　　（四）赔偿请求人不具备国家赔偿法第六条规定条件的，告知赔偿请求人；

　　（五）对赔偿请求已过法定时效的，告知赔偿请求人已经丧失请求赔偿权；

　　（六）对材料不齐备的，告知赔偿请求人补充有关材料。　

　　对上列事项，均应在收到赔偿申请之日起七日内填写《人民检察院审查刑事赔偿申请通知书》，送达赔偿请求人。

　　第四章　　审　　理

　　第十九条　　对已立案的刑事赔偿案件，应当全面审查案件材料，必要时可调取有关的案卷材料。

　　第二十条　　审查刑事赔偿案件，应当查明以下事项：

　　（一）请求赔偿的违法侵权情形的确认是否正确；

　　（二）损害是否为检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造成；

　　（三）侵权的起止时间和造成损害的程度；

　　（四）是否属于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

　　第二十一条　　对刑事赔偿案件审查后，认为证明材料不足的，可以要求赔偿请求人或者有关部门补充证明材料，并对材料进行审核。

　　第二十二条　对审查终结的刑事赔偿案件，应制作刑事赔偿案件审查报告，提出是否予以赔偿、赔偿的方式和赔偿数额等具体处理意见，经部门负责人审核后，报检察长决定。重大、疑难案件，由检察长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

　　第二十三条　　审查刑事赔偿案件，应分别下列不同情形作出决定：

　　（一）请求赔偿的违法侵权事项事实清楚，应当予以赔偿的，依法作出给予赔偿的决定；

　　（二）请求赔偿的侵权事项事实不清，不符合国家赔偿范围的，依法作出不予赔偿的决定。

　　第二十四条　　办理刑事赔偿案件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自受理赔偿申请之日起二个月内作出决定，制作《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决定书》，送达赔偿请求人。

　　受理赔偿申请的时间应当自材料补充齐备之日起计算。

　　第五章　　复　　议

　　第二十五条　　赔偿请求人对赔偿义务机关逾期不予赔偿、决定不予刑事赔偿或者对决定的数额有异议的，可以自期间届满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请复议。

　　第二十六条　　复议机关收到复议申请后，应及时全面地进行审查，分别不同情况予以处理：

　　（一）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复议申请，复议机关应予受理；

　　（二）对超过法定期间提出的，复议机关不予受理；

　　（三）对申请复议的材料不齐备的，告知赔偿请求人补充有关材料。

　　第二十七条　　复议刑事赔偿案件可调取有关的案卷材料。对事实不清的，可以要求原承办案件的人民检察院补充调查，也可以自行调查。

　　第二十八条　　对审查终结的复议案件，应制作刑事赔偿复议案件的审查报告，提出具体处理意见，经部门负责人审核，报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

　　第二十九条　　复议刑事赔偿案件，应分别下列不同情况作出决定：

　　（一）原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赔偿方式、数额适当的，予以维持；

　　（二）原决定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错误的，予以纠正，赔偿方式、数额不当的，予以变更；

　　（三）赔偿义务机关逾期未作出决定的，依法作出决定。

　　第三十条　　复议机关应当自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二个月内作出复议决定。

　　复议决定作出后，应当制作《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书》，直接送达赔偿义务机关和赔偿请求人。直接送达赔偿请求人有困难的，可以委托其所在地的人民检察院代为送达。

　　第三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复议刑事赔偿案件，实行一次复议制。

　　第六章　　执　　行

　　第三十二条　　负有赔偿义务的人民检察院负责刑事赔偿决定的执行。

　　支付赔偿金的，由刑事赔偿工作办公室办理；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由刑事赔偿工作办公室通知原案件承办部门执行。

　　第三十三条　　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决定后，赔偿请求人在国家赔偿法规定的期间内未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请复议的，即应执行。

　　复议机关作出复议决定后，赔偿请求人自收到复议决定之日起三十日内未向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请的，赔偿义务机关即应执行，并将执行情况报告复议机关。

　　第三十四条　　对有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二）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并造成受害人名誉权、荣誉权损害的，负有赔偿义务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第三十五条　　经人民检察院依法确认有违法侵权情形存在，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赔偿决定的，负有赔偿义务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执行。

　　第三十六条　　赔偿义务机关如果认为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的赔偿决定确有错误，可以向作出赔偿决定的人民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确有错误的事实和理由，并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报告，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省级人民检察院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建议。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对于撤销案件、不起诉案件或者人民法院宣告无罪的案件，重新立案侦查、提起公诉或者提出抗诉的，正在办理的刑事赔偿案件应当中止办理。经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有罪的，正在办理的刑事赔偿案件应当终结，已作出赔偿决定的，应当由作出赔偿决定的机关予以撤销，已支付的赔偿金应当收回。

　　第三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负有共同赔偿义务的，按照有关共同赔偿的规定办理。

　　第三十九条　　依据本规定作出的《人民检察院刑事确认书》、《人民检察院重新确认通知书》、《人民检察院刑事确认复查决定书》、《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立案决定书》、《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决定书》、《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书》均应加盖人民检察院院印，并于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

　　第四十条　　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具有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予追偿。具体办法可以参照人民检察院错案责任追究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四十一条　　　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施行，《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工作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摘要：司法公信的命题在中国语境下受到很多基本概念上的误解，使得良好的预期得不到可操作性的实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化舶来与本土资源未能重新整合——将司法公信的形成等同于中国法治实现的必由之路。目前中国处在前法治化阶段，以“信仰”的标准去要求大众的法律接受程度是对法律进化的急功近利和不切实际的臆想，且要求彻底摒弃法律工具主义的理论诉求也有悖于法律的功能表现。前法治化阶段完成的目标是法律制度的确认、法律精神的转化、守法的普及，对于司法公信的培育，应该厘清概念上语言逻辑的混淆，进而把握司法公信中国化的可能及措施。中国的法治化进程不可阻挡，只有将司法公信的命题置于现代化进程中去解读才有实际意义。

关键词：司法公信 法治 现代化 中国特色
一 引言
许多学者引用伯尔曼《法律与宗教》中的“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 来论证“法律信仰”之于法治的重要意义。而且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所面临的诸多困难中”“最深层的、最实质的原因是法律不被信仰，司法公信力缺失” 。可是对东西方法律信仰命题的研究历史中出现对基本概念不规则的表述和未达成一致意见所造成的误解使司法公信的中国化解读一直停滞与理论上的自说自话，实践意义所得甚微。本文拟结合中国法治发展的现代化进程来厘清司法公信命题的基本概念，进而探寻司法公信在中国的可行性塑造。

二 信仰及司法公信概述
（一）信仰的概念。
《辞海》：“对某种宗教,或对某种主义极度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动的准则” 。作为价值存在的人，“信仰”的概念体现了其对所追求的最高价值或终极价值的态度和实现方式。具体来说，“信仰”有如下特征：
1目的的理想性。无论其信仰对象如何，信仰的目的是理想化的，即信仰主体所追求的价值是符合其希望的“善”和“美”及不能轻易在现实中实现，是一种未知的美好的向往。
2意志的持久性。信仰是值得为之终生奋斗的价值追求过程，其主观心态和客观行为皆需要一以贯之的持久努力。如果意志上发生懈怠，则这种信仰对象还未在主体身上成立信仰或者信仰不坚定。
3行为的坚定性。信仰外化为客观行为，就必须以坚定性最为尺度。任何的信仰除了心理过程外还要以实践来反馈或者检验。缺乏了坚定性行为支持的信仰，只是言语中的信仰，同时反证出其意志上的薄弱。
考察“信仰”概念和特征，可以得出构成信仰的要素：
1信仰从内在看是自觉自愿的信服尊重，特点是出自内心，任何外力或违心之强迫均不构成信仰。
2信仰自外在看需将主观心理状态支配于外部行为，即主观心理状态外化的结果。
3信仰的对象是“某种宗教”或“某种主义”，无论是宗教还是主义，均非实在的客观物，而是带有形而上性质的先验理论。
对信仰概念内在、外在及对象上的限制进一步明确了信仰之范围。信仰是对事物在主客观方面理解把握的最高认同态度。达到信仰的高度，能做到近乎宗教的“殉道”“卫教”，信仰也就具有了神圣性。发自内心的尊重或许是盲目的迷信的，但并不能否认信仰之性质。
（二）司法公信的概念
从词义上探究，公信力的概念内涵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公"和"信"。所谓"公"是指社会公众，而"信"则是指因信任而产生的认同和服从的心理感受，属于主体的一种心理认知现象。当一定数量的多数人对某一社会现象或事物具有认同感时，我们说这一社会现象或事物取得了公信力；反之，产生认同感的主体数量未达到一定的多数时，该社会现象或事物在社会上则不具有公信力。因此，所谓司法公信力是指社会公众普遍地对司法权的运行及运行结果具有信任和心理认同感，并因此自觉地服从并尊重司法权的运行及运行结果的一种状态和社会现象。它表明了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和尊重程度。
司法公信的概念表明能产生司法公信的主体需要非常高的社会素质及法律素质，既要有辨明善法恶法的理性，又要有近似崇拜宗教或道德的崇拜科学和理性的激情。所以司法公信的一个重要特征（区别于其他非理性信仰）是科学性与怀疑性——对法律的信仰是一个漫长的选择过程，是综合比对之后发自内心的对法律崇敬的尊重。司法公信不是对法律的盲从和迷信，只能俯视法律之规定，而不许对法律有任何心理怀疑与诘问，这种信仰是绝对神权或绝对君权的直接产物，是法治和法律信仰的大敌，和现代民主政治格格不入，理应舍弃。科学的法律信仰与司法公信是伴随着人的理性的参与和选择，同时有法律怀疑精神的辐射作用，使信仰更加有操作性与现实性，摆脱虚无主义的阴影，也完成了人的价值追求的实现。

三 西方法律信仰的历史发展三部曲及对司法公信的影响
法律信仰的历史就是法律发展的历史。从原始社会的生活习惯到奴隶社会的习惯法再到封建社会的成文法，直至近现代资产阶级法律，法律信仰的确立也由起初敬畏自然及神灵的蒙昧意识到现在理性的接受捍卫法律的状态。
1图腾——习惯法信仰时代。原始社会及蒙昧时代对习惯或习惯法的态度是出自对自然的敬畏和对超自然现象无知的恐惧。原始人或者奴隶可能不会有信仰的词汇，但是他们有惧怕敬畏的对象——部落图腾的存在说明了他们有自己捍卫的偶像，而且尊崇能够与偶像沟通并传达意见的使者——巫师。原始人把这种敬畏带到制定的规则或形成的习惯里，这样规则或习惯就有了偶像的旨意，对之违反并不仅仅是破坏了秩序，而且还亵渎了神灵。这是法律信仰的萌芽阶段。
2神灵——宗教法信仰时代。封建社会时期的法律和宗教紧密相连，对法律的认同一是出于对宗教教义的认同，二是出自对违反法律所受惩罚的恐惧。封建社会的法律开始有了近代法律的影子，权利义务慢慢构架成法律的结构。然而维护皇权与野蛮残酷仍然是此时法律的特色。宗教形成了相对于世俗政权的独立地位，法律披上了宗教的外衣，彼此同呼吸共命运。法律为宗教的世俗活动开辟合法性的通道，宗教为法律制定传达了上帝的旨意，法典被看做是上帝的杰作，中世纪的神职人员有解释法律的权力。人们把对宗教的狂热转移到法律上来时，不会生疏于“秩序”、“平等”、“博爱”等字眼。此阶段将法律神圣化。
3真理——国家世俗法信仰时代。近代资产阶级法律的权利本位思想把法律、利益、需求整合成共同体，公众对待法律的态度世俗化。由近代资产阶级的兴起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及至资产阶级革命，是把人从上帝手里解放出来，以科学与理性为旗帜，反对迷信与愚昧。“以人为中心”理念的提出就是宣布了权利本位思想在法律法学上的胜利。虽然这些运动在宗教的外衣下进行，或者依附于宗教的先验理论，或者就是宗教思想自身的觉醒与反抗，但思想上的解放是人们眼光开阔，科学的普及使人们趋向理性。对待法律，虽然还有宗教情节，但已不是单纯迷信的时代，而是对自身权利认识的觉醒与维护，法律世俗化起来。
对西方法律信仰的历史解读表明，法律信仰是发展着的历史范畴，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逐步确立，其漫长的过程与法律发展及法治化实现并存，随着民众法律信仰的萌芽，司法公信力也渐趋形成。
四 司法公信与中国特色的冲突
在西方信仰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将司法公信作为进行法治化建设的必由之路意义深远。然而连基本概念都是舶来品的中国法律，如何在没有普遍意义上的宗教传统的土壤里根植出以秩序、权利义务、平等、人权等为基本内容的司法公信，则是个还未得到验证的问题。
中国国情下的司法公信所面临的冲突是东方伦理信仰与西方法理信仰在语境上的南辕北辙。伦理社会的基础是血缘，调整社会运行发展的手段是伦理道德，克制、服从、忍让的性格特征和社会关系的人情化使法律无法参与平等主体的日常生活，只有当社会关系遭到严重的破坏及上升到刑事的程度，法律才以制裁者的身份出现，进行事后惩罚性的修补。这样的法律文化很难内化为主体的信仰，民众对法律的态度是敬而远之，统治者也主张“德主刑辅”。在这种民族文化下进行法律的移植和司法公信的培养注定困难重重，既有理论逻辑上的证明误区，也有现实条件的制约。
1理论逻辑的误区
目前中国法学界得出的就“司法公信”问题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要建设法治，必须提高司法公信，只有提高司法公信，才能建设法治社会，即法律——司法公信——法治的逻辑链条。诚然，这种逻辑推论的出发点是正确的，然而他们忽略了很多制约法治及建设法律信仰的因素，在中国语境下造成了概念的误解。
⑴司法公信中的“法”是指“自然法”还是“实体法”。
西方提出“法律信仰”，是基于“实体法”与“自然法”二分的前提，所指的法律信仰毋宁说是“法的信仰”。因为能达至信仰标准的是近乎道德完满的先验的“上帝之法”（是约定俗成的道德、习俗等），而非世俗政权制定的法律（具体以法条表述出来）。这也符合信仰的理想性神圣性特征——人们总是对某种尚未达到或有可能达到的目标激发信仰之心，如果已经达到或者没有可能达到，前者没有信仰的需要，后者没有信仰的动力。
中国没有“法”与“法律”二分的传统，现在所指的法律均为实在法。实在法没有先验性神圣性等自然法特征，也没有近乎道德高度的苛刻要求，它规定的权利义务会使公民（立法、执法、司法及守法主体）尊重遵守法律，但很难达到虔诚的信仰，也无法培养让普通公众敬仰法律，提高司法公信力。当人们看着只是白纸黑字的法条时，很难从心里产生任何的激动、神圣或者尊敬。
⑵“法律——司法公信”不是绝对的。
有了法律，未必就能催生出相对应的司法公信。法律之所以被信仰并不简单的是因为法律这种社会现象的本身,而是对其所体现的价值观念的认同，司法公信，是信仰法律体现的价值，法律的价值（法的价值可分为三种，一是目的价值，即法律追求的社会效益，二是内在价值，即法律自身所应当具有的值得追求的品质和属性，三是法律所包含的价值评价标准）代替法律本身直接提供行为人以信仰的可能。如果只有法律，而法律没有体现应有的价值，或者法律运行时没有体现价值（前者是恶法，后者是徒法），都难以形成司法公信。
中国当下误解司法公信的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未找到信仰之实质。以为司法公信仰的培养就是普法教育，于是进行法律规范的宣传。信仰之形成在于互动，如果没有法律人格的呼唤、法律精神的灌输、法律价值的倡导，怎么激发民众对法律美好的憧憬？又何谈对法律有尊敬和信服？
⑶忽视了司法公信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和相互作用。
谈到司法公信似乎生成一种误解，认为其主体“以法律为非人格的神而加以顶礼膜拜” ，有着近乎宗教的迷信，主体永远处于被动的地位，其信仰是一种义务性的无条件的迷信。其实在配置司法公信的过程中，主体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作用于客体，客体由其本身的品质（法的价值）促使主体再认识，二者相互作用。主体不盲目，客体不绝对，二者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彼此选择，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
亚里士多德关于“恶法非法”的论断也说明了司法公信必须以一种科学理性的精神来塑造。法律的科学怀疑精神就是在承认法律调整社会关系最高性的前提下质疑法律中不合理不合法的部分，质疑不科学不公正的制度，并推动法律的完善和进步，如上述所言完成法律的“选择”。
⑷对民众进行超前要求，使司法公信的实现不切实际。
在法治建设不完善的社会，尽管要进行司法公信理念的培育，但必须从实际出发，找准定位。在目前的中国以“信仰”的标准去要求大众的法律接受程度是对法律进化的急功近利和不切实际的臆想，前文所述司法公信主体需要非常高的社会素质及法律素质，既要有辨明善法恶法的理性，又要有近似崇拜宗教或道德的崇拜科学和理性面的激情。前者要受过系统的法律知识及法律思维的训练，后者要有与法治精神不悖的民族精神传统的熏陶和教化，在目前中国符合这两个条件的人并不多。不切实际的要求只能带来理论上的自说自话。
⑸对“法律工具主义”的矫枉过正。
法律工具主义认为法律只是实现一定社会目标的工具和手段，不具有任何目的和价值意义；法律不过是阶级、国家政策、以及发展经济和维护道德的工具而已。法律工具主义已被大多数人所批判，忽视了目的和价值意义的法律只能沦为工具使用，得不到尊重和信任。法律工具主义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使人们更清晰更直观的认识到法律的作用。然而现在对法律工具主义的批判存在矫枉过正的现象——法律的工具性被忽视，不强调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手段的作用，只强调它的价值和目的，让人误以为法律只追求形而上的意义。这样所塑造的法律信仰及司法公信力缺少现实基础，只是空中楼阁，试问哪个人会只因为法律的形而上而对法律充满尊敬信任的感情呢？只有通过其工具性的作用来切实保护人们的权利，使人们感受到法律带来的好处，进而有提高司法公信的可能。
2中国现实的条件制约
⑴中国传统文化与建国后左的意识形态排斥现代法律精神，司法公信没有文化基础。
内敛封闭的中国传统文化求平稳而轻变革，在接受新生事物和外来文化时总要经过与传统价值体系背离的长期阵痛。当伦理型社会遭遇法理型制度的冲击，颠覆人们对法律的看法时，其消化磨合不可避免。
无论是“重农抑商”还是“德主刑辅”均是对市民社会形成的阻碍，而市民社会不仅是现代法律成熟的内在环境，还是现代法律信仰的发生机制。私权合法的市民社会，对利益的诉求再正当不过，商品经济繁荣，相应的调整商品经济的法律也完备，个人权利不再有所依附和臣服，“宪法是写满公民权利的圣经”，法律是实现权利具体化的细则。中国传统社会是讲究专制集权大一统，个人权利依附于皇权、宗族、家庭，排斥现代法律精神，个人被扼杀在集体里。建国后左的意识形态占据主流，法律是“统治阶级维护国家统治的工具”，是资产阶级的那一套，给予否定，法律如一纸空文，何谈司法公信力建设。
⑵ 长期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无法提供尊敬法律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