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


车辆购置附加费管理办法
1997年1月1日，财政部

第一条 车辆购置附加费（以下简称车购费）是指经国务院批准征收的专项用于国家公路建设的政府性基金。
第二条 车购费由车辆落籍地交通主管部门负责征收，各征收单位必须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征收。
第三条 车购费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专款专用，年终结余结转下年度继续使用。
第四条 各地车购费征收单位应按照交通部的有关规定将征收的车购费及时汇交到交通部，交通部向财政部申报征收情况，并填制一般缴款书，以财政部指定的预算科目于每月的月中、月末分两次将各地交通主管部门汇交的车购费在北京集中缴入中央国库。
缴入中央国库的车购费，由交通部按照经国家批准的使用计划向财政部申请拨款，财政部根据车购费的入库情况及时办理拨款手续。交通部收到财政部的拨款后应按照国家规定的用途及时拨付到项目建设单位和用款单位。
有关汇交和下拨车购费的开户银行以及帐号的设置，由交通部商财政部确定。
第五条 车购费实行财政预、决算审批制度。交通部应于每年12月10日前按照国家规定编制下年度车购费收入和支出计划，报经财政部批准后实施。属于基本建设用途的，由财政部按计划部门批准的项目计划安排支出。年度终了3个月之内交通部应编制上年度车购费收入和支出决算，并报财政部审批。车购费收入和支出情况的预、决算报表格式和编制方法由财政部商交通部另行制定。
第六条 车购费应主要用于国家计划内干线公路项目建设及与公路建设有关的支出。主要包括：
重点用于纳入行业规划的国家干线公路、特大桥梁、隧道及重要的公路、铁路交叉道口的改建，以及具有重要意义的省级干线公路建设；
适当安排与上述公路相配套的重点汽车客货场、站设施建设；
用于纳入国家计划补助的建设项目所需材料而对筑路材料工业的投资及供应筑路材料所需的周转资金；
用于承担征收车购费的管理和监督工作的开支；
专项性支出，包括：老旧汽车更新改造支出，内河航运建设基金支出，省级征收分成资金支出，省级周转性借款支出等；
国务院和财政部批准的其他支出。
第七条 车购费用于建设的投资安排应严格按照国家有关基本建设管理的规定和程序办理。
有关车购费征收经费、省级分成资金支出、省级周转性借款支出、内河航运建设基金支出的具体管理办法由财政部商交通部另行制定。
第八条 车购费（扣除按规定允许作为费用列支的部分）作为国家对车购费使用单位的国家资本金投入。
第九条 车购费征收部门收取车购费时必须使用财政部统一监制的专用收费票据。车购费专用收费票据管理办法由财政部商交通部另行制定。
第十条 车购费的征收、管理和使用应接受国家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凡未经国务院批准，将车购费挪作他用的，一律按违反财经纪律论处。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1997年1月1日起执行。此前下发的有关车购费管理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一律执行本办法的规定。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负责解释。


刑法哲学的又一力作

2001年1月5日 10:25 刘仁文

自从1992年陈兴良教授出版《刑法哲学》一书以来，刑法哲学日益成为一方成果斐然的研究领域。曲新久教授新近出版的《刑法的精神与范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以下简称《精神与范畴》），无疑又为这一领域增添了新的亮点。通读该书，深感作者经过十年磨出此剑，确实是厚积薄发，在许多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作者认为，刑法哲学研究可以从三个基本方面展开：首先，研究刑法的精神。刑法的精神根植于人性之中，根植于人类文明的历史之中，根植于民族精神之中，我们应当结合时代特点，思想前人的思想，揭示我们这个时代的刑法精神。其次，研究刑法的实体范畴。实体范畴是实在化了的刑法精神，没有实体范畴的存在，刑法的精神也就失去了依托。第三，研究刑法的关系范畴。关系范畴不仅将刑法的精神与实体范畴联系起来，而且也将各实体范畴彼此联系起来，还将这些范畴与刑法之外的东西尤其是立法与司法联系起来。

按照以上思路，作者进而将自由、秩序、正义、功利归结为刑法的四大基本精神，将犯罪、犯罪人、刑事责任、刑罚归结为刑法的四大基本实体范畴，将罪刑法定、罪刑相当、刑罚个别化、刑罚人道主义归结为刑法的四大基本关系范畴，全书就围绕着这12个问题分10章展开。

在前面两章里，作者首先以“社会秩序与个人自由”为题，对社会秩序的刑法保护与控制、个人自由的刑法保护与保障以及如何实现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的统一加以研究，然后以“刑法的正义原则与功利目的”为题，探讨了正义与功利之间的“更为复杂的对立统一关系”。接下来的四章，即第三章“犯罪”，第四章“犯罪人”， 第五章“刑事责任”，第六章“刑罚”，作者分别对犯罪的定义和构成要件，犯罪人的基本含义及其本质属性、犯罪人的分类，刑事责任的概念与特征、刑事责任的本质、刑事责任的根据、刑事责任的范围及其实现、法人刑事责任，刑罚的本质、功能、目的和刑罚的体系、种类等一一作了考察。最后，作者用四章的篇幅集中对“罪刑法定”、“罪刑相当”、“刑罚个别化”、“刑罚人道主义”等刑法的四项基本原则进行了深入辨析。

刑法学研究曾被认为是部门法研究中最为发达的学科之一，但也有清醒人士指出：“我国的刑法学可能是‘基本问题’最多的学科之一。”（张明楷：〈〈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确实，面对表面繁荣的刑法学研究和汗牛充栋的刑法学著作，只要我们稍一深入，就会发现许多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并没有解决，有感于此，笔者毫不掩饰对〈〈精神与范畴〉〉这类刑法哲学著作的欣赏与偏爱。刑法学者并不需要个个都成为哲学家，但如果连一点哲理的思考都没有，那肯定就成不了有批判能力的刑法学者，而“失却了批判能力的法学家，即使不是暴政的帮凶（如纳粹时期的许多法学家），至少也将沦为僵死法律的殉葬品。”（梁治平：〈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96页。）限于篇幅，上述对〈〈精神与范畴〉〉的简介难免挂一漏万，而评论更不可能展开，读者诸君若能亲自去读一下原文，相信一定会有更大的收获。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10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