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为载体
努力实现反贪工作科学发展

张炎华


　　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是党中央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政法工作的部署和要求，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检察工作指明了方向。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反贪工作是检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反腐败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反贪部门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以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为载体，自觉增强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找准反贪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最佳切入点和结合点，努力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一、积极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在化解社会矛盾上下工夫，见成效。反贪工作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三项重点工作息息相关，特别是对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密切相关。实践证明，腐败与矛盾是一个共生体，有腐败的地方必定有矛盾，有矛盾的地方又往往深藏着腐败。要化解社会矛盾，从深层次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通过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来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因此，反贪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把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主动向化解社会矛盾延伸，把化解社会矛盾贯穿于反贪工作全过程，成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助推器。一要更加突出办案重点。大案要案以及社会影响大的案件往往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这类案件的查处，对促进民生问题的解决和改善，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因此，我们要按照上级检察机关的要求，结合实际，突出办案重点，着力提高办案的规模和效应。当前要重点查办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群体性事件和重大责任事故背后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要严肃查办发生在工程建设领域、房地产开发、土地管理和矿产资源开发、国有资产管理、金融等领域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同时，要继续重视查办关系民生民利、社会反映强烈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在贯彻支农惠农政策过程中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的涉农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实实在在的成效维护民生、纾困民生、服务民生。二要不断提高办案质量。 案件质量是办案工作的生命线。在办案中，要时时绷紧质量这根弦，严格按照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把好立案关、强制措施关、证据关和适用法律关。要进一步强化证据意识，提高收集、辨别、固定和运用证据的能力，确保把案件办成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检验的铁案。要认真开展案件质量“三零”即“零错案、零办案安全事故、零重大瑕疵”创建活动，着力做好安全防范工作，严格办案流程，规范执法行为，明确办案责任，确保办案安全。要坚持严格执法，文明办案，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任何组织和个人的职务犯罪，都必须依法严肃查处，更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凌驾于法律之上，切实维护法律的公平与正义。三要更加注重办案效果。要树立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的新理念，进一步改进执法办案的方式和方法，寓“人性化”于办案之中，追求和谐执法的最大价值，彰显现代司法的文明。要认真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做到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罚当其罪，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不和谐因素，努力实现办案的最佳综合效果。四要大力推进预防工作。要结合办案，针对案件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深入剖析，加强对职务犯罪发案原因、特点和规律的研究，注意查找体制、机制、制度等方面的原因，积极提出检察建议，督促有关部门建章立制，堵塞漏洞。要配合有关部门，针对重点工程及案件易发多发的行业和领域，深入开展同步预防、专项预防和系统预防。要进一步加强涉农职务犯罪预防，更好地为新农村建设保驾护航。要运用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和宣传，提高广大干部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努力从源头上预防腐败。同时，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一步发挥预防工作的主导性作用，与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密切配合，不断推进社会化大预防工作的深入发展。通过惩治和预防腐败，使广大干部依法从政，干净干事，为化解社会矛盾，构建社会和谐营造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
　　二、正确处理和协调五种关系，在促进社会管理创新上下功夫，见成效。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努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这既是反贪部门履行职责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时期提高自身能力的必然要求。反贪部门要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就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反贪工作的新期待新要求，正确处理和协调好五种关系，切实提升社会管理水平。一是正确处理执行政策与执行法律的关系。党的政策和法律都是稳定社会秩序、维护人民利益、促进社会发展的手段。政策和法律同属上层建筑，在本质上与价值取向上是一致的，党的政策是法律的核心内容，法律是贯彻党的政策的基本手段。因此，要正确处理好法律与政策的关系，特别在对一些案件的协调处理上要注意处理好适用法律与执行政策的关系，决不能把两者简单地、机械地孤立起来，片面强调某一方面而否定另一方面。要努力做到既维护法律的尊严，又积极稳妥地贯彻党的政策，维护社会稳定。二是正确处理打击与预防的关系。打击与预防是反贪部门的重要职责，都是服务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一共同的目标。因此，反贪部门要深入贯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倡廉方针，坚持一手抓案件查处，一手抓犯罪预防。在办案中既要做到深挖细查，不断扩大战果，又要将视线和触角向更广更深的方向延伸，挖掘腐败根源，探索预防途径，通过办理一案，教育一片、治理一方，达到既治标又治本。三是正确处理保持社会稳定与促进发展的关系问题。发展是硬道理、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硬任务、是第一责任的要求。维护稳定与促进发展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密不可分的关系。稳定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发展是稳定的重要保障。因此，要正确理解和处理稳定与发展的辩证关系，坚持抓发展与抓稳定并举，在大局中寻找自己的位置，理解好执法为民的本质要求，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人民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从而达到以稳定促发展，以发展保稳定，使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四是正确处理办案数量与办案质量的关系。办案数量与办案质量是体现办案水平的重要参数。没有一定的数量，案件质量无从谈起；没有质量的保证，案件效果难以体现。因此，要切实转变执法观念，在确保规范、文明、安全执法的前提下，不断加大办案力度，做到数量与质量并重，既多办案，又办好案。五是正确处理严格执法和保障人权的关系。要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人权观念，进一步强化法律意识、证据意识和程序意识，坚持“打击与保护并重”、“实体与程序并重”，在执法办案的各个环节，严格执行程序法的规定，依法尊重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通过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促进社会的发展。
　　三、大力加强和锤炼反贪队伍建设，在促进公正廉洁执法办案上下功夫，见成效。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纪律严明、作风过硬、让党和人民放心的反贪队伍，是确保廉洁公正执法的前提和基础。我们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以公正廉洁执法为核心，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和更有力的举措，全面加强反贪队伍建设。要深入开展以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现代法治理念教育和检察文化建设，促使反贪干警坚定政治信仰、坚信理想追求、坚持执法为民，做到“三个至上”，即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四个在心中”即党在心中、人民在心中、法在心中、正义在心中，确保反贪工作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要加强反贪队伍的纪律作风建设和职业道德建设，强化岗位教育、警示教育和廉政教育，不断增强干警践行“忠诚、公正、清廉、文明”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要根据反贪队伍的实际情况，围绕提高发现犯罪、初查和审讯、收集证据、运用法律、开展预防、把握政策等方面，开展有针对性的业务培训，进一步提高干警的执法能力。要实行人性化管理和人文关怀，从政治上爱护干警，从工作上支持干警，从生活上关心干警，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激发干警的工作热情，增强队伍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要自觉接受其他司法执法机关以及社会各界的监督与制约，积极争取各方的理解和支持，形成公正廉洁执法的合力。
　　四、不断强化和提升服务大局的政治意识，在拓展和延伸职能效果上下功夫，见成效。反贪部门作为检察机关的一个执法部门，不能脱离党的中心工作而强调独立行使职权。反贪部门必须紧紧围绕中心，努力服从和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才能有所作为，充满活力，实现最大的价值取向。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与服务意识，始终把为发展大局提供优质服务和保障作为反贪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拓展服务职能，在服务大局上出新招，出实招，做实事。要不断增强党性观念，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统一起来，把认真贯彻新时期党中央确立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路线、方针、政策与执行法律统一起来。要把反贪工作自觉置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中去定位，去思考、去谋划，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把群众的利益，党委的部署与各项检察工作有机结合起来，认真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和新要求，提出为经济建设和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服务，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的具体措施，切实把服务大局落实到具体的日常执法办案中，最大限度减少执法办案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最大限度发挥执法办案保障发展的积极作用，做到办案与服务并行，惩治与保护并举，打击与防范并重，努力实现社会效果，经济效果与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2010年8月
　　　
五华县检察院副检察长 反贪局长 张炎华
　　“毁则为贼，窃毁为盗”，盗窃罪是古今中外最古老最普遍的财产犯罪形态之一。在社会主义法制逐渐完善的今天，盗窃罪仍然是最为普遍的犯罪现象。刑法修正案(八)第二次草案将“扒窃”和“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一起,作为盗窃罪的选择性入罪条件,并为2011年2月最终通过的修正案所接受。《刑法修正案（八）》加强了对人民私有财产的保护，明确地提升了治国安邦法律举措。与此同时，新增的非数额型盗窃行为类型也使得盗窃罪的司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出现了新的问题。因此，本文拟对四种非数额型盗窃行为展开深入细致的探究。为使更容易在实践中对盗窃罪进行认定，本文首先明确了非数额型盗窃罪行为的法律属性，这是本文研究的第一个重点。其次对四种非数额型盗窃行为在认定中需要明确的问题逐一进行讨论，其中“多次盗窃”需要明确“多次”的概念以及在“入户盗窃”、“扒窃”入刑的新形势下“多次盗窃”的界定；“入户盗窃”需要分析“户”的范围和概念、以及区别直接“入户”行为和间接“入户”行为的不同，同时需要注意“入户盗窃”与“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等罪名的竞合、转化；“携带凶器盗窃”可参照“携带凶器抢劫”来界定“凶器”的范围，同时通过分析“携带凶器”的限定条件来区分与抢劫罪的不同；“扒窃”需要通过分析其行为特点来认定其行为方式、性质，以上是本文研究的第二个重点。再次，本文的第三个重点是以我国“盗窃罪”的既遂标准为基础，逐一分析四种非数额型盗窃行为的既遂标准。最后，从法院审判角度出发，通过研究《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分析非数额型盗窃的量刑标准。本文旨在深化对盗窃罪的理解，希翼对我国的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随着中国的高速发展和社会转型，我国社会发生了纷繁复杂的变化。我国立法者根据当前巨变的社会形势，以修正案的形式丰富了盗窃犯罪的具体类型，并制定了不同的入罪条件。《刑法修正案八》中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由此进一步扩大了盗窃罪的覆盖面，这不仅仅是对我国现有刑法的一次修正，更是对于和刑法同步适用的刑法司法解释和立法解释的一次修正，是我国刑法在盗窃罪乃至财产犯罪立法技术上的一大进步。但如何理解与适用修正后的盗窃罪，仍存在诸多困惑。由于新增三种类型的盗窃罪均无盗窃数额的限制，因此本文拟对连“多次盗窃”在内的四种非数额型盗窃行为类型展开深入细致的探究，数额型盗窃不在本文的研究之列。

　　一、非数额型盗窃罪的法律属性

　　《刑法修正案（八）》对盗窃罪的修改，使得原来盗窃罪的两种标准修改为二大类五小类，即数额型盗窃（数额较大）与非数额型盗窃（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　

　　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新增三种类型的盗窃罪并没有数额的限制，既遂形态呈现出行为犯的特征。行为犯的特征决定了三种新类型的盗窃罪在认定标准上将不再绝对地客观、具体，再加上三种新类型的盗窃行为中有较多的规范构成要件要素，如凶器、扒窃等，使得三种新型非数额型盗窃罪的处罚范围不是非常明确。

　　值得注意的是，1998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明确规定:对于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现《刑法修正案（八）》又将扒窃和入户盗窃入刑。那么，如何理解扒窃、入户盗窃入罪和多次盗窃入罪之间的法条关系和司法适用问题，成为目前司法实务和理论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在分析研究非数额型盗窃罪司法适用问题时，有必要重新对“多次盗窃”及三种新增非数额型盗窃行为的内涵与外延进行分析界定，以便在实现《刑法修正案（八）》在修正本罪时所希望达到的严密刑事法网、维护人民群众出行安全的初衷，同时也能较好地保障人权，并最终实现刑法社会保护机能和人权保障机能的有机统一。

　　二、非数额型盗窃罪的认定标准

　　（一）“多次盗窃”的认定标准

　　司法实践中，“多次盗窃”的犯罪现象普遍存在，通常表现为行为人基于多次盗窃的犯意，并反复连续多次实施上述行为，但每次作案所盗财物的数额都达不到盗窃罪数额较大的定罪标准（1）。所造成的客观危害性不大（如果盗窃财物数额较大，则无需再适用本标准），但“多次盗窃”行为人多次产生盗窃犯意，并敢于反复地付诸实施，其行为足以显现行为人已形成盗窃习性，具有较大的人身危险性，因而明确认定“多次盗窃”是非常必要的。

　　1、“多次”的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四条明确规定：对于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以盗窃罪定罪处罚。基于这一法条可以直接得出，“三”次以上即可认定为“多”。

　　但由于语言的复杂性，“次”在实践中出现了几种不同的理解，使得关于“多次盗窃”的理解也随之变得复杂起来。现阶段对于“次”的理解主要有：一，应按照同时同地规则（2），是指在一个相对集中的时间内并且是在相对固定的地点里进行连续犯罪的情况可以以“一次犯罪”来认定；二，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在侵害行为侵害能力范围内针对所有对象的单个侵害行为（3）。两种观点表达了完全相反的意见。

　　笔者认为，对“次”的理解和界定要充分考虑到犯罪的主观因素、客观因素、犯罪对象、犯罪后果等诸多因素，不能过分或片面地强调一方，顾此失彼。按照《辞海》的解释，“次”为“回数”，如三番五次（4）。由此而得出，对与“次”的理解，应强调连续性（5）。因此可以把“次”定义为：基于一个同一的或者概括的犯意，在相对固定的时空范围和相对集中的时间内，完整地实施的一系列连贯的盗窃动作。如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内，行为人先是向甲实施了盗窃行为，又向乙实施了盗窃行为，应视为一次。

　　2、“多次盗窃”的新界定

　　如上文所诉，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型盗窃罪。由于《刑法修正案（八）》已经将“多次盗窃”、“入户盗窃”以及“扒窃”并列为盗窃罪的入罪情形，意味着《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有关“多次盗窃”的规定失去意义；同时，也表明修订后的盗窃罪中的“多次盗窃”必须将“入户盗窃”“ 扒窃”排除在外。若继续适用《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年内三次以上扒窃、入户盗窃的行为，将不仅构成扒窃、入户盗窃型的盗窃罪，也同时构成多次盗窃型的盗窃罪。届时，将出现对于同一行为，同一法条的同一条款发生竞合的情形，这不符合立法原意，也不利于对盗窃犯罪的打击。

　　因此笔者认为，《刑法修正案（八）》实施后，多次盗窃单独成为盗窃罪的成立条件。若行为人盗窃公私财物没有达到数额较大程度而只是满足“多次盗窃”这一条件，也应当成立盗窃犯罪。因为在刑法已修改的背景下，修订后的“多次盗窃”，指向的是没有达到数额较大标准的普通盗窃。

　　从这一逻辑出发，可认定“多次盗窃”应当是指在一年内实施普通盗窃三次以上、但累计数额未达到“数额较大”标准的情形，而入户盗窃、扒窃、携带凶器盗窃则不在此内。这样的理解是符合严密司法，严厉惩治盗窃行为的精神的。

　　（二）“入户盗窃”的认定标准

　　传统的盗窃罪保护的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刑法修正案（八）》将“入户盗窃”入罪是由对财产权的单一保护向对财产权和安宁权的双重保护的重大转变。确定“入户盗窃”的认定标准，有利于加强对公民人身、财产权利的保护。

　　1、“户”范围的界定

　　刑法规范具有普遍性，它从纷繁复杂的行为中抽象出犯罪行为，对性质相同的犯罪行为抽象出其一般共性，因此，刑法不可能对所有规范性概念做出解释性规定。对于“户”范围的界定，笔者认为可参照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关于“入户”的规定。这个司法解释里明确规定，“入户”是指“进入他人生活的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包括封闭的院落、牧民的帐篷、渔民作为家庭生活场所的渔船、为生活租用的房屋”，概括的说是供他人家庭生活和外界相对隔离的场所。

　　2、“入户盗窃”行为的认定

　　司法实践中，准确理解与把握“入户盗窃”的行为模式，对准确认定和打击此类犯罪十分重要。其中，可分为直接“入户盗窃”行为与间接“入户盗窃”行为。

　　（1）直接“入户盗窃”行为

　　“入”一般理解为侵入，侵入行为应是未经居住人或管理人同意，以非暴力的形式擅自、暗地非法侵入他人户内住所（6）。其表现形式一般为翻墙（窗）而入、破门（窗）而入、配用钥匙开门而入等表现形式。“入户”应是犯罪行为人以身体进入他人户内为认定标准（7）。同时，行为人的主观目的要符合盗窃的故意，是以盗窃为目的的行为人未经户主人同意或许诺而“入户”。若“入户”行为人基于某种合法、正当理由进入他人户内，临时起意实施盗窃的，不能认定为“入户盗窃”，数额较大的可按普通的盗窃行为定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