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问题，学界众说纷纭。纵观学者提出的理论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权利能力消灭说。这一学说又可以分为完全终止说、绝对终止和相对终止说。二是权利能力存在说，该说认为宣告死亡的法律“效力限于以其原住所地为中心的区域。若受宣告人并未死亡，而在其他地区生存，那么，其在该他地区不但仍然具有权利能力，而且其民事活动也不受影响。”
　　完全终止说即通说认为，自然人宣告死亡应发生与自然死亡相同的法律效力， 被宣告死亡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终止。我国台湾学者也一般认为，宣告死亡虽然非自然死亡，但应视同自然死亡，即具有使自然人消灭权利能力的效果。这一观点为本书所赞成。 但是，宣告死亡只是对失踪人是否死亡所作的一种推定，实际上失踪人有可能并未死亡.有学者认为，“被宣告死亡的失踪人多数情况下确已死亡，被宣告死亡而实际并未死亡者极少。” 当然，笔者也认为在现有科学技术条件下被宣告死亡人实际上已经死亡是一种常态。但这并不意味着“强调宣告死亡的完全不同于自然死亡（不能导致失踪人权利能力的消灭），实质上是站在失踪人利益保护的角度，将被宣告死亡的人的‘重新出现’作为一种 ‘常态’即可能性极大的事实来予以对待。” 笔者认为一项民事法律制度的设计应该尽可能兼顾利害关系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宣告死亡的目的只是重点保护利害关系人的利益，也就是并不否认应兼顾失踪人的利益。如果认为被宣告死亡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终止，那么就会导致与失踪人在其实际生存的地方所从事的相关民事法律行为的相对人,很可能以失踪人已是被宣告死亡人为由主张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从而损害失踪人的利益。有人也许会认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失踪人自己及相对人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宣告死亡以溯及地恢复其民事权利能力。但是我们知道，某些失踪人由于出于种种原因如婚姻失败、家庭不幸等不愿向法院申请撤销宣告死亡，此即导致了失踪人生存地与失踪人有关的民事法律关系的不稳定，即有可能损害失踪人的利益，也有可能损害相对人的利益。因此，只要存在损害法律关系中某一方当事人利益的法律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就值得怀疑，就有修正的必要。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被宣告死亡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的终止可以分为绝对终止和相对终止。绝对终止是指在宣告某公民死亡时，该公民就已经死亡，即自然死亡在前，宣告死亡在后，在这种情况下，被宣告死亡的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绝对终止。相对终止是指被宣告死亡公民原住所地（宣告死亡地）为中心的区域的权利能力终止，而在他生存的区域（生存地）仍然有权利能力。 这种观点的提出试图在理论上对宣告死亡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全面的解释，这一点是值得学习和提倡的。如果理论上能够把某一问题在实际情况中的现象一一解释清楚，这应该是理论研究的所要达到的周圆性，也是众多学者梦寐以求的。但是实际情况纷繁芜杂，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问题和新情况层出不穷，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因此想达到理论的周圆性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如果说绝对终止的观点还具有合理性的话，那么相对终止的观点则缺乏充分的说服力。“所谓‘失踪人原住所或居所为中心’之表达，根本不具有确切的含义。何谓‘中心’？倘失踪人于失踪前在距其原住所万里之遥的地方实施了法律行为，是否仍为‘中心’之所及？很显然，宣告死亡的效力及于其失踪前所涉之一切法律关系，其并无范围之任何限制。而所谓‘原住所为中心’之外的‘范围’，在被宣告死亡的人生还事实出现之前，纯属虚构”。 因此，这种观点也未必能充分地解释实践的各种情况。
　　权利能力存在说认为宣告死亡仅发生与自然死亡相似而不相同的法律效果。 有学者对此提出在宣告死亡而且实际上已经自然死亡的情况下，在理论上会出现一个悖论，即实际死亡的人如何还能拥有民事权利能力呢？此种认识颇有理论至上的色彩。理论来源于实践，同时也为实践中服务。制度的设计是为了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反之，如果实践中不可能出现问题的，则设计解决该问题的制度则是毫无实际意义的，只是在理论上为完善理论具有一定意义，但其只是空想而已。赋予自然人以民事权利能力、行为能力、责任能力目的在于保护、限制自然人及其利害关系人通过其民事活动所获得的利益。在失踪人被宣告死亡且实际已经死亡的情况下，虽会出现理论的悖论，但在实际中却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因为一个实际已经死亡的自然人是不可能通过自己的行为去获得利益、侵害他人利益以及被其他人侵害自己的利益。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既可以兼顾保护在失踪人被宣告死亡但实际并未死亡情况下失踪人自己和其生存地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同时也不会违背宣告死亡制度的根本目的；而且也可以充分解释为何《民法通则》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有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被宣告死亡期间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以及最高法院在《民通意见》第36条第二款规定：“被宣告死亡和自然死亡的时间不一致的，被宣告死亡所引起的法律后果仍然有效，但自然死亡前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与被宣告死亡引起的法律后果相抵触的，则以其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为准”。

　　北安市人民法院—刘宇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务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联系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办法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00年12月2日通过，自2000年12月2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加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与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下简称代表）的联系，保障代表依法行使职权，发挥代表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有关
规定，结合本自治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应当同代表保持密切联系。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组织代表开展活动，为代表执行代表职务提供必要的条件。
第三条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联系代表，主要是围绕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审议的重要议案，征求代表意见，受理代表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
第四条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的选举联络工作机构（以下简称代表工作机构），负责联系代表的日常工作。
第五条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在审议重要议案、作出重大决议、决定前，根据需要，将草案印发有关代表征求意见。
第六条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举行会议时，除特殊情况外，每次会议至少邀请八名代表列席会议。
第七条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组织专题调查、开展述职评议和执法检查时，可以邀请代表参加。
第八条 代表工作机构根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工作安排或者主任会议要求，可以采取召开代表座谈会等方式，听取代表意见。
第九条 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和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召开会议时，根据会议议题，可以邀请代表列席会议；各专门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组织专题调查和开展执法检查时，根据需要可以邀请代表参加。
第十条 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每次举行会议前，由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组织或者委托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地区工作委员会组织代表，围绕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议题进行视察。
代表在闭会期间，需要持代表证就地视察的，代表工作机构应当根据代表的要求，联系安排代表持代表证就地进行视察，或者委托有关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地区工作委员会联系安排代表持代表证就地进行视察。
第十一条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应当与代表保持联系，尤其应当加强与选举单位的代表的联系，向代表介绍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情况，听取代表的意见和建议。
第十二条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和代表选举单位可以按照便于组织和开展活动的原则，按地区或者行业建立代表小组，做好同代表的联系工作；协助代表小组开展活动，为代表执行代表职务提供必要的条件。
第十三条 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由代表工作机构交有关机关和组织办理。各有关机关和组织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办理完毕并书面答复代表；代表对办理结果有意见的，可以向承办单位提出，并同时将意见反馈给代表工作机构。
第十四条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及代表工作机构对代表来访、来信反映的情况和问题，应当认真研究，提出意见，交自治区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处理，处理结果应当书面答复代表，对重要情况和问题应当及时向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反映
。
第十五条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应当及时将代表活动经费拨给组织代表开展活动的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或者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地区工作委员会。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2000年12月2日起施行。
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于1981年5月2日通过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与人民代表联系的暂行办法》同时废止。



2000年1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