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人大常委会


江苏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下列规范性文件，应当报送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一）省人民政府、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
（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
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在报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的同时，还应当报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四条　下列规范性文件，应当报送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一）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
该市地方性法规的解释；
（二）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作出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议、决定；
（三）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作出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议、决定。
第五条　规范性文件应当自公布之日起三十日内报送备案。
规范性文件报送备案，应当提交备案报告、规范性文件正式文本和说明各一式五份，同时附送规范性文件的电子文本。
每年１月３１日前，各报送机关应当将其上一年度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目录报送备查。
第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室（厅） 负责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的接收、登记、分送、存档等日常工作。
省、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在常务委员会领导下，按照职责分工，具体承担相关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工作。
规范性文件的内容涉及两个以上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职责范围的，常务委员会办公室（厅）应当明确主办机构并分送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
第七条　对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主要审查是否存在下列情形：
（一）超越法定权限；
（二）与法律、行政法规和本行政区域内地方性法规相抵触；
（三）与上级或者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决定相抵触；
（四）违反法定程序；
（五）其他应当予以修改或者撤销的不适当情形。
第八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存在本条例第七条　所列情形之一需要审查，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审查建议的，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会同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审查。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向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存在本条例第七条　所列情形之一需要审查，向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审查建议的，由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确定的承担审查工作的机构会同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审查。
第九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书面提出审查建议的，应当写明建议审查的规范性文件名称、审查的事项和理由。
对不属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范围的，承担审查工作的机构应当告知其向有权审查的机关提出。
第十条　本条例第八条　规定的承担审查工作的机构，应当自收到审查建议之日起两个月内提出书面审查意见；有特殊情况的，经承担审查工作的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一个月。
第十一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对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发现存在本条例第七条　所列情形之一的，经与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会商后提出审查意见。
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对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发现存在本条例第七条　所列情形之一的，经与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据本条例第八条　第二款确定的承担审查工作的机构会商后提出审查意见。
第十二条　本条例第八条　、第十一条　规定的承担审查工作的机构，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研究，可以要求制定机关说明有关情况或者补充相关材料。审查后，经集体研究认为规范性文件存在本条例第七条　所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与制定机关进行沟通，提出修改或者撤销的意见。制定机关按照所提意见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修改或者撤销的，可以不再进行审查。
承担审查工作的机构审查后，认为规范性文件存在本条例第七条　所列情形之一，需要修改或者撤销而制定机关未予修改或者撤销的，经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同意，由常务委员会办公室（厅）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建议制定机关自行修改或者撤销该规范性文件。
省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审查后，认为较大的市的政府规章存在本条例第七条　所列情形之一，需要修改或者撤销而制定机关不予修改或者撤销的，经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同意，可以向省人民政府提出修改或者撤销该规章的建议，也可以向制定机关的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撤销该规章的建议。
第十三条　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关应当自收到书面审查意见之日起一个月内提出是否修改或者撤销的意见，并书面告知提出审查意见的常务委员会办公室（厅）。
需要修改或者撤销的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应当自书面告知之日起一个月内修改或者撤销。
第十四条　制定机关应当将修改后的规范性文件或者撤销规范性文件的情况按照本条例第五条　的规定报送备案。
第十五条　制定机关接到书面审查意见后对规范性文件未予修改或者撤销的，有关专门委员会可以向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撤销该规范性文件的议案，由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提请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制定机关接到书面审查意见后对规范
性文件未予修改或者撤销的，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提出处理建议，由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是否向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撤销该规范性文件的议案。
撤销规范性文件的议案，由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决定。审议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布。
第十六条　本条例第八条　、第十一条　规定的承担审查工作的机构，应当对规范性文件审查过程中形成的相关材料进行整理，送常务委员会办公室（厅）存档。
规范性文件审查工作结束后，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或者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确定的承担审查工作的机构可以根据需要，将审查结果书面告知提出审查建议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第十七条　对不按照本条例规定报送规范性文件备案的，由常务委员会办公室（厅）通知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限期报送；逾期仍不报送的，给予通报，并责令改正。
第十八条　对地方性法规具体应用问题解释的备案审查，依照本条例执行。
第十九条　本条例自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实践证明举证责任倒置应法定化

李俊杰


　　探讨举证责任倒置的概念和性质，还必须要澄清这样一个问题，即举证责任倒置到底是法官自由裁量的产物，还是由法律所确定的证明责任分配制度。在学术界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举证责任倒置”是指法官在具体的诉讼中改变了法定的证明责任分配，通过行使自由裁量权以“造法”的方式确定新的证明责任分配标准（参见（日）村上博己：《证明责任的研究》（新版），有斐阁1986年版，第44页，转引自陈刚：《证明责任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6—247页）。我国许多学者也赞成此种观点，认为举证责任倒置是在具体的诉讼过程中，法官根据特定的案情所具体运用的一种举证技巧，即法官如果发现原告的证据距离相对遥远或者基于对一定主体（通常是受害人——的特殊保护等法律原因的考虑，可以通过行使自由裁量权，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只有通过自由实行举证责任倒置才能保证法官正确行使裁判权并保证司法的公正。该观点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则”）产生了较大影响。“规则”第七条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这就是说，举证责任倒置的采用公然属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学者对此解释为，由于目前我国立法规定不健全，“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有良知的法官不能以无法律规定为由拒绝裁判而是像立法者那样，为当事人创设一种‘准据法’……法官在确定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同时，也在宣示一种新的实体法规范”（李国光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页）。
　　我认为，将举证责任倒置的采用完全视为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围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举证责任倒置不仅是一个证据法上的证明责任分配的问题，而且与当事人在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密切相关。这主要是因为，举证责任倒置与侵权法中的严格责任在内容上是基本相通的。近代民法确立了过错责任的基本原则。但现代社会，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危险责任的不断增加，事故损害的频繁发生使侵权法的某些价值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当代侵权行为法适应社会的需要获利了空前的发展，同时在侵权法和证据法上都提出了一个如何对危险责任以及事故责任中的受害人进行有效的救济和全面的保护问题，举证责任倒置正是适应这一需要而产生的。若不坚持确认举证责任倒置规定，在某些特殊的民事案件中，如环境污染问题、产品责任问题、道路交通事故等侵权纠纷案件中，可能会造成极不公正，极不合理的结果。尤其应当看到，实行举证责任倒置通过将因果关系或过错的举证负担置于接近事故源的一方承担也能够有效地促使举证责任被倒置的当事人一方积极采取措施，预防和控制损害的发生。从诉讼的角度看，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为法官查清案件事实真相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公正的裁判提供了制度保障。在医疗过错事件和公害、药害事件那样的通过高度科学性、技术性过程发生损害的场合，要外行的受害者证明损害到底是否可能预见，对于预见到的危险加害者负有体积结果回避义务，并且，是否可以说加害者已尽到该义务，这些对受害者来说简直就是强人所难。在这种场合下，与作为专门家、事业者的被告相比，作为受害者的原告，在科学的专门知识、理解能力上均处于劣势，并且根本谈不上准备证据的经济上的资力（于敏：《日本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页）。现代民法引入了严格责任等新的归责原则。
　　举证责任倒置是严格责任实现的途径和方式。在侵权法中，严格责任“虽然严格，但非绝对。在严格责任下，并非表示加害人就其行为所生之损害，在任何情况下均应免责，各国立法例多承认加害人得提出特定抗辩或免责事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162页）。严格责任的严格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办法，即受害人在遭受损害以后，就行为人是否有过错或因果关系的问题不负举证责任，而应当将此证明负担倒置给行为人。二是对行为人反证证明的事由进行严格的限制。法律上对行为人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事由是有严格规定的，即行为人只有在证明损害是由于受害人的过错、第三人的行为和不可抗力赞成的才能被免除其责任。这种限制也可以说是对于“倒置”的事由的限制。正是因为实现了举证责任倒置且对倒置的事由在法律上有严格的限制，因此责任才是严格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严格责任与举证责任倒置是相通的，严格责任必须要通过举证责任倒置才能体现其责任的严格性，而举证责任倒置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落实严格责任。由于严格责任作为过错责任的例外，其通过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不能由法官自由裁量。举证责任的分配是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的行使与承受，如果允许法官对举证责任倒置进行自由裁量，无疑允许法官未经审判就决定当事人一方胜诉或败诉。
　　从国外的立法经验来看，西方国家关于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分配模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主要由实体法规定举证责任分配。这种模式由于受到法律要件分类学说的影响，举证责任分配规范被认为属于褓法的内容，主要流行于德国、日本等传统大陆法系国家。一种是由实体法与诉讼法共同规定举证责任分配。此种模式除了在实体法中就具体的问题作出规定外，还在诉讼法中对举证责任的分配进行原则性的规定，如法国、葡萄牙、俄罗斯、美国等（参见李国光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103页）。但各国关于举证责任倒置的制度一般都是由法律确定的。比较而言，我认为由于举证责任倒置主要涉及到的是侵权法中的严格责任因此就严格责任问题应当在侵权法中详细规定。其必要性在于：一方面严格责任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责任，可以与其他的责任制度协调一致；另一方面，在侵权法中规定严格责任，可以将抗辩事由规定得更为详细具体。当然，可以在民事诉讼法中设置有关举证责任倒置的条款，引导有关法官寻找相应实体法规范。
　　应当明确，不仅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由法律规定，而且对于倒置的事由也必须要由法律明确规定。在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下，被告方究竟应当举证证明什么？也就是说，究竟应当“倒什么”、“置什么”？最高人民法院1992年7月通过的《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四条规定，以下案件可以实行证明责任的倒置：1、因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2、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3、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4、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5、饲养的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6、有关法律规定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则”对此也有反映。这一规定非常容易给人一种误解，似乎在这些类型的案件中要求被告对一切要件事实都负举证责任，如在高度危险责任的情况下，有关因果关系的问题都要被告来反证，这对被告过于严苛，且在司法实践中也是无法操作的。例如，原告提出诉讼请求主张损害赔偿，必须就其实际损失范围举证。如果连实际损害范围的举证责任都倒置给被告，则原告在起诉时根本无法提出具体数额的诉讼请求，也就无法发动诉讼程序，这在实践中是个荒谬的怪圈。所以我认为，关于何种要件事实需要举证责任倒置，十分复杂多样，不宜在民事程序法一一列举，必须斟酌具体法律关系类型，在实体法中明确限定。最好的办法是在侵权法中对严格责任的抗辩事由作出严格限制，从而在法律上明确举证责任倒置的事由。
　　在我国，确定举证责任倒置必须由法律规定，还具有较为现实的意义。一方面有利于贯彻立法法的精神。由于举证责任的分配是斟酌民事法律制度，秘史于立法权事项。但在目前立法不完善的情况下，司法机关也并非完全不能填补这项法律空白，只是应慎重。另一方面考虑到目前我国法官整体素质并不是太高，允许法官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将使法官享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力，使其在具体案件中可以自由分配举证责任自由地决定倒置的内容，其结果使当事人对司法缺少了应有的可预知性，裁判的公正很难得到保障。一旦法官不适当地行使甚至滥用其自由裁量权，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认为，应当对实施举证责任倒置的案件进行严格的限制，不能泛泛地允许各级法院都可以依据民法的斟酌原则来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即使允许法官对个别特殊的案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也必须进行严格限制，最好是由最高人心浮动进行明确的司法解释或者针对个案进行批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