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责任倾向——对当前医疗纠纷诉讼审判的思考

王琼书 曹清


我国现有法律表明医疗侵权诉讼适用过错责任原则[1]，但仔细分析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通知或最高人民法院主要领导的讲话精神以及一些判决案例，不难看出我国医疗诉讼审判有对医方采取严格责任的倾向，医疗机构面临着“有过错要赔偿，无过错要和解”的尴尬局面。
一、医疗争议诉讼属于一般侵权诉讼，适用于过错原则
一般认为构成侵权行为要有四个要件：行为人行为的违法性，行为人有主观过错，有损害后果，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有因果关系。在我国侵权损害赔偿存在三个归责原则，即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公平责任原则。《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过错责任原则适用于一般的侵权行为，无过错责任原则调整的是法律明文规定的特殊侵权损害赔偿的责任归属问题。侵害他人财产、侵害他人知识产权、侵害他人生命、健康、侵害他人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以及法律法规没有作出特别规定的其他侵权行为，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民法通则》第121～124条和第127条规定了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形，如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等。而对那些既不属于过错责任原则调整范围,又不属于无过错责任原则调整范围的侵权损害,如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而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特别案件,则由公平责任原则来调整。由于医疗纠纷并未被《民法通则》列为特殊侵权,故在医疗纠纷处理中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于法无据。对照《民法通则》有关监护的规定,医院不是病人的监护人,因此用公平责任原则处理医疗纠纷无法律依据。所以,医疗侵权诉讼只能作为一般损害赔偿案件适用过错责任原则[1]。高法在“关于执行《民法通则》若干意见”中对精神病患者的特殊损害指出适用过错原则，医院无过错就不赔偿。其实对所有医疗侵权诉讼都适用过错原则，而不是象某些基层人民法院在医方无过错情况下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或公平责任原则，向患方倾斜，认为有损害必判赔偿，无原则地判决医疗机构进行赔偿。所以,医疗侵权诉讼只能作为一般损害赔偿案件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但是法学界对此存在异议，如学者王利明认为医疗事故责任应归于严格责任[2]。
二、严格责任责任特点
对于严格责任（strict liablility）定性和适用，在法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严格责任见于英美侵权行为法中，是一种特殊的归责原则，在大陆法系的侵权法以及我国侵权行为法中，并未直接使用这一概念。一般认为，从比较的角度来看，严格责任在功能上兼容了传统的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的特点，它事实上是介于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之间的中间责任。
《牛津法律大词典》将严格责任解释为“一种比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而应负责的一般责任标准更加严格的一种责任标准。但这种责任标准也不是绝对责任，它是一种由制定法规定的标准，如果应该避免的伤害事件发生，则当事人必须负责，而不论其尽到了怎样的注意和采取了怎样的预防措施。如果承担严格责任，则仍有一些（尽管是有限的）对责任的抗辩理由可以援引，但当事人已尽到合理的注意不能作为抗辩的现由”。严格责任属性：①它与过错责任一样，是一种责任标准；②与过错责任（由于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而须负一般责任）相比较，它更为严格；③在有限的抗辩理由中，当事人（被告）不得以无过错（尽到合理注意）为抗辩条件；④它不同于绝对责任。严格责任的主要功能是：①补偿功能，严格责任“以保护受害人为中心”，其适用通常与发达保险制度联系在一起，它需要通过责任保险甚至社会保险来分担风险；②预防损害的功能，严格责任让损害造成的成本高于避免损害的成本，使行为人最大努力避免损害发生；③实现实质正义的功能，由于受害人无法完成过错举证责任，对行为人采取严格责任可以实现对受害人的充分补救，实现对弱者保护，体现实质正义[2]。
由于适用严格责任原则会加重行为人的责任,因此需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情形来适用。
三、医疗诉讼审判的严格责任倾斜
（一）医疗争议审判中法律适用的新动向
由于我国特殊的立法体制，最高人民法院经常以司法解释或谈话形式扩大法律条款的外延和适用范围，影响司法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四条第八款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严格责任主要通过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实现。医疗争议诉讼中，医方举证不能则败诉。
我们通过对严格责任的主要表现来解析医疗诉讼中的严格责任。
1.严格责任中原告对被告造成的损害是否具有过错无须举证。在严格责任中受害人不需要对行为人是否具有过错进行举证，受害人只需要对因果关系举证。在医疗损害争议案件中，患者只需就其与医疗机构之间存在医疗关系并发生医疗损害的事实提供举证责任。原告对被告造成的损害是否具有过错无须举证导致医疗争议诉讼门槛降低。
2.严格责任中免责事由是受到限制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33条规定了六条不属于医疗事故的情形，而且条例第49条第2款赋予“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权利。这些条款被认为是医方的免责事由。但是这些狭小的免责条款基本上被后续的高法通知或谈话取消。最高人民法院黄松有副院长指出：“人民法院在审理因医疗行为而发生的损害赔偿案件时，对于鉴定机构认为不构成医疗事故，但经审理能够认定医疗机构确实存在民事过错、符合民事侵权构成要件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以保护患方的合法权益”。同样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表示“《条例》只是从特别规定的意义上解决了医疗事故这一特殊侵权类型纠纷的责任问题，对于不属于医疗事故的一般侵权纠纷，应按《民法通则》处理”，“对于《条例》第49条第2款应理解成为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能按照《条例》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但是该规定并没有免去其按照《民法通则》有关规定应当承担的侵权民事赔偿责任”[3]。很明显，司法审判机构认为《条例》只对医疗事故有处分权，对于非医疗事故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条例》免责条款不具有约束力。《条例》的免责条款形同虚设。
3.严格责任中加害行为与损伤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推定的。如果单纯以事实而言，患方受到的所有损害在表象上几乎都与医疗行为有因果关系，手术具有创伤性、药物具有毒副性，癌症的诊断给患者造成心理伤害。而且从价值判断立场来说，无论在社会认知或法学理论上，均认为医疗行为具有合法性。在司法实践中，患方需要证明的损害因果联系只是一种初步的，表面的因果关系，是否存在法律上因果关系需要推定或基于法官的考量。严格责任与一般过错的区别在于：一般侵权诉讼采取“谁主张，谁举证”，而严格责任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将过错举证负担转移给被告，加重被告的举证责任。严格责任其实是一种特殊的过错推定，行为人不能举证证明法定抗辩事由存在，则推定其有过错，从而承担责任。《证据规定》要求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医方举证不能则推定医方过失。
（二）典型严格责任审判案例
【患者手术死亡案件】患者因肿瘤入院，行手术治疗。在切除肿瘤时由于肿瘤组织腐脆，与周围组织粘连严重，术中发生DIC导致严重渗血，医师立即给予积极处置。患者终因多脏器功能衰竭抢救无效死亡。死者家属以医方治疗不当导致患者死亡为由提起诉讼。医院答辩认为，整个治疗过程无过错，原告出现DIC是其疾病发展的结果，肿瘤本身和手术治疗均可引起DIC，术前对患方告知手术危险，已获取患方同意，而且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该事件不构成医疗事故，医疗行为本身无过失。法院认为患者死亡与其疾病转归有关，但该医疗机构是教学医院，应该比普通医院具有更强的注意义务，术前、术中应该考虑更为详细，最后判决医方承担20％责任。这起案件体现了强势对弱势的救济。事实上，法院也承认不能明确推定医院在本案中负有责任，只是立足保护患者的利益进行而判决。在本案例中判决院方承担责任较轻，法院也是考虑患者死亡是在原有疾病基础发生的不良事件。严格责任强调责任是严格的，加重了行为人的责任，并非绝对不考虑行为人和受害人的过错。
【时某过敏死亡案件】某日凌晨6点,患者时某到某卫生院求医，诊断为普通感冒。因为是急诊时间，医生给予丁胺卡那霉素点滴治疗。在静脉输入丁胺卡那霉素时，患者出现过敏性休克，抢救无效死亡。尸体解剖表明,患者是特异体质致药物过敏死亡。患者家属提起诉讼。诉讼中经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此事件不属于医疗事故，医方在治疗和抢救过程不存在过错。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虽然被告在对受害人诊疗抢救过程中没有过错,但患者的死亡与卫生院的诊疗行为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医方应该承担责任，判决赔偿原告21万元。卫生院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予以驳回，维持原判。严格责任的特点是加害人不得以无过错为抗辩理由，本案例中医疗机构的无过失抗辩无效。对于无过失的医疗行为适用严格责任是否妥当，值得商榷。在司法实践中，审判机构不问过失而单纯应用因果关系采取严格责任、甚至无过错原则判决是医疗机构面临最棘手最无奈的困境。
四、对于医疗行为中严格责任的思考
严格责任与过错责任相比，其职能从教育、预防的作用向赔偿作用倾斜；它是形式正义向实质正义的转变，是过错责任向公平责任的转变，是个人权利向社会责任的转变，强调对社会利益的保护。对医疗行为实施严格责任的初衷，相信是为加强对弱势群体救助，寻求社会稳定。医疗诉讼之所以举证责任倒置，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近年来全国各地出现多起病员殴打医生或死者家属抬尸游行的社会不安定因素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是由于患方在诉讼中不能举证。为保护病员依法享有的合法权利，在医疗侵权诉讼中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在较大程度上可以缓解医患之间的社会矛盾，为病员实现自己的权利提供确实可行的救济途径。但是近年来的事实表明实施了举证责任倒置也没有减少恶性医患冲突的发生[4]。
严格责任以法律手段使医务人员在医疗工作中严格遵守各项有关法律法规，按医疗制度和操作常规进行工作，做到仔细认真，对可能出现的各类医疗意外和并发症采取足够的防范措施，尽力做好注意义务，充分履行告知义务，避免非正常医疗损害的发生，减少医疗缺陷，杜绝医疗事故。但是临床医学是一门经验科学，医疗行为具有损害特性，由此衍生的风险是人类的共同风险，而不是医生这个单一职业的风险，而且医疗损害往往存在“一果多因”，片面强调医方的严格责任并不利于医学的发展。如中国医疗诉讼第一案，湖北省某医院龙凤胎损害赔偿案，医院无法举证患儿脑瘫与母体病毒感染和死胎分娩史有关，也无法举证患儿脑瘫与一过性低温无关，最后医院败诉，承担高达296万元的经济赔偿。毋庸质疑，这样容易激起医疗的负面反应，使整个医疗行为趋向于保守性，如目前防御性医疗盛行就是最明显的表现[4]。
作者赞成对医方行为采取严格要求，毕竟医务人员担负的是特殊社会任务，面临的是人的生命，应该比一般人员具有更高的注意义务。实施严格责任，是对医务人员提出更高的要求，可以促进其提高诊疗水平，在诊疗过程中增强其注意义务。但是作者认为我国并未实施真正的意义上的严格责任，仅仅是在对医务人员的要求适用严格责任，而并未按国际通行严格责任原则确立赔偿范围上的特定限制。无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对严格责任往往有最高额限制，原因在于严格责任是对不幸损失的的合理分摊，如果法律对最高赔偿限额没有强制规定，则会过多的加重行为人的责任。而且严格责任的广泛适用大都伴有发达的责任保险。作为保险业最发达的美国，大量而高额的诉讼使大量医生更改执业场所和范围，甚至改行，医疗保险业面临崩盘的危险，最近美国国会考虑为医疗损害赔偿最高限额实行限制。我国尚缺乏成熟有效的医师执业风险保险，医疗事故保险刚刚起步，制度尚未健全完善。我国《民法通则》对一般侵权赔偿范围原则上没有设立最高限制，适用于完全赔偿原则。在我国医疗争议诉讼中，构成医疗事故按《条例》相对定额化赔偿，而不构成医疗事故按《民法通则》进行完全赔偿，结果出现是事故少赔，非事故多赔的悖论。作者反对以法律手段单方面加重医方责任而不加强保险与社会救济职能，在责任认定上对医方适用严格责任，而在赔偿上却适用完全赔偿。
作为人民陪审员，作者经常参加辖区内法院涉及医疗争议的诉讼审判，也体谅审判机构为构建和谐社会、加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减少患方不满判决的上访所做出的判决，但是作者坚持认为构建社会和谐不能牺牲司法公正，我们需要的是法律范围内的和谐发展。我国用不到世界卫生费用的1%成功维护了世界22%人口的生命和健康，但是我们必须反思这1%和22%的关系。在我国，医疗行业仍是社会福利事业的一部分，大多数医疗机构属于公立机构，具有公益性和非盈利性。医疗活动具有被强制缔约性，《执业医师法》规定“对危急患者，医师应当采取紧急措施及时进行诊治；不得拒绝急救处置”。无论何人、无论何种原因，只要患了急危重症，只要生命健康权受到威胁，无论有钱与否，任何医院都必须接诊，医务人员必须无条件抢救。这是法律将公民生命健康权的保障强加于医疗机构，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致做法，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卫生急救缺乏民政和慈善支持，对于无钱的危急重症患者，医疗机构对其进行的救治基本上是无偿的，以作者单位为例，每年无法收回的此类医疗费用以百万计算[3]。法院审理医疗赔偿案件时，在保护所谓“弱势群体”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要保护医院和医生，严格遵循法律的规定，以利于整个医疗事业的发展。立法、司法裁判机构应恰当的平抑医疗诉讼，如果更多的支持和鼓励医疗诉讼，必然导致医方利益的过度损害。对一方利益的过度损害，最终必然影响到另一方的根本利益的存在。这样双损的结果绝对违背了立法的初衷[5]。值得庆幸的是审判界已经意识到这点。最高人民法院肖扬院长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上明确指出,维护法律的尊严,还要求法院正确处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关系。司法可以促进社会和谐,但和谐不是不要正义,不是不顾原则。我们所追求的和谐必须是公平的和谐,正义的和谐,不论是判决也好,还是其他的纠纷解决方式如司法调解,都不能牺牲公平和正义来求得短暂的和谐。不遵守法律,不讲原则,没有标准,和谐也不会长久,甚至司法的软弱会助纣为虐,导致更多纠纷的发生[6]。
医疗诉讼的快速增加是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有其深刻而复杂的社会背景[7]。严格医方责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部分民众对医疗机构的愤懑情绪，方便大众利用法律武器保障自己权益，也简化了法官工作的程序，加大了对患者的救济，但它是否能够真正解决医疗争议，促进医学进步，保证医学科学健康发展，还值得商榷。相信随着社会不断进步，法律进一步健全，政府职能进一步落实，社会救济进一步加强，医疗保险进一步完善，民众的认识逐步提高，社会成员从社会整体利益的广阔角度摆正自己的视角，理解医疗卫生工作的全民意义，理解医疗工作特殊性的时期，终会到来。

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人大


关于修改《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自治条例》的决定

　　
　　景宁畲族自治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对《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自治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第一条修改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结合景宁畲族自治县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特点，制定本条例。”

　　二、第四条修改为：“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带领全县各族人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把自治县建设成为团结奋斗、繁荣发展的民族自治地方。”

　　三、第五条修改为：“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证宪法、法律、法规在本县的遵守和执行，把国家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积极完成上级国家机关依法交给的各项任务。自治县依法享受上级国家机关的扶持、帮助，加速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四、增加一条，作为第八条：“自治县人民政府组织实施本条例,每年将实施情况向县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五、第十四条改为第十五条，修改为：“自治县在上级国家机关的帮助、指导下，研究、制定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自主安排和管理本县的经济社会建设事业。

　　“在上级国家机关制订中长期规划依法听取意见时，自治县应当根据本县的发展规划和重大项目建设需要，积极提出意见建议。

　　“自治县享受省人民政府在职权范围内比照西部大开发有关政策的扶持。

　　“自治县在经济社会建设管理中，除法律、法规规定的权限外，还可以行使省人民政府赋予的其他管理权。

　　“自治县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资源开发、深加工项目享受上级国家机关优先安排的照顾。

　　“对上级国家机关安排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需要自治县承担配套资金的，根据不同情况享受减少或者免除的照顾。”

　　六、第十五条改为第十六条，修改为：“自治县依法保护和管理本县的自然资源，对本县可以开发的自然资源，优先合理开发利用。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投资开发自然资源的单位和个人的合法权益给予保护。

　　“自然资源的开发项目必须有利于本县可持续发展，照顾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

　　七、第十六条改为第十七条，修改为：“自治县坚持珍惜土地，合理、集约利用土地的方针，全面规划，加强管理，保护、开发土地资源，促进国有土地资产的保值增值。

　　“自治县依法保障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并依照自愿原则，支持农户承包的土地经营权有偿流转。

　　“自治县基础设施建设所占用的耕地，其开垦费按省定标准的下限收取。”

　　八、第十七条改为第十八条，修改为：“自治县加大农业投入,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大力引进和推广先进的农业适用技术,推进农业经济标准化、规模化和产业化发展。

　　“自治县保障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和其他产业，扶持农业企业和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并在技术、信息和经营管理上做好服务，不断增加农民收入。”

　　九、第十八条改为第十九条，修改为：“自治县依法确定山林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自治县确立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可持续发展道路，坚持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结合，按照严格保护、积极发展、科学管理、持续利用森林资源的方针，依法加强森林资源和生态安全的管理。实施分类经营，保护和建设生态公益林、自然保护区，鼓励社会造林。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加快投入，扶持发展高效生态林业，推进林业现代化。”

　　十、第十九条改为第二十条，修改为：“自治县坚持水资源合理配置,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大力发展水利产业，发挥水资源的综合效益。

　　“自治县制定饮用水水源保护规划，依法划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切实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确保饮用水的清洁、安全。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排放污染物。”

　　十一、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二条：“自治县坚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并重的方针，实行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保护和改善生产环境和生活环境，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十二、第二十一条改为第二十三条，修改为：“自治县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重点扶持资源型、生态型和深加工型的工业企业，特别要扶持生产地方特色的手工艺产品和民族特需商品。加强横向经济联系，积极引进技术、项目、资金和人才。

　　“自治县鼓励县内外的经济组织和个人在本县办企业、事业，给予享受优惠政策，并保护其合法权益。

　　“自治县采取措施办好经济开发区。”

　　十三、第二十二条改为第二十四条，修改为：“自治县的民族贸易企业应根据方便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原则，合理设置网点，主动参与市场竞争，发挥主渠道作用。在投资、金融、税收等方面享受国家规定的民族贸易政策的照顾。

　　“自治县对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实行定点生产，并按需建立储备制度。”

　　十四、删去第二十三条。

　　十五、第二十四条改为第二十五条，修改为：“自治县鼓励和扶持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在对外经济贸易活动中，享受国家规定的优惠政策。”

　　十六、第二十五条改为第二十六条，修改为：“自治县科学规划、加速推进城市化建设。多层次、多渠道筹措基本建设资金，完善公共设施，注重体现民族风貌，加强城市管理力度，充分发挥城镇在流通、信息、文化、技术等方面的中心辐射作用。

　　“自治县积极培育新集镇、中心村，统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新社区，按规划完善其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

　　“自治县享受上级国家机关对城市建设资金倾斜安排的照顾。”

　　十七、第二十六条改为第二十七条，修改为：“自治县积极发展交通运输事业，加速公路运输网络和水运建设，完善农村公路养护管理体制，充分发挥民间运输能量，改善交通运输条件。”

　　十八、删去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和第二十九条。

　　十九、增加三条，作为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和第三十条：

　　“第二十八条自治县积极发展信息产业，加快信息网络建设，提高现代信息服务水平。”

　　“第二十九条自治县按照统一规划、严格保护、突出重点、科学开发的原则，加大扶持力度，加快发展畲乡风情旅游业。”

　　“第三十条自治县巩固和扩大扶贫开发成果，积极扶持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远山村农民异地移民，重点加强生产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相结合。”

　　二十、第四章章名修改为“社会事业建设”。

　　二十一、第三十二条改为第三十三条，修改为：“自治县加快社会事业基础设施建设，发挥公共财政的主导作用，逐年加大投入力度。对教育科技事业经费投入的财政拨款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

　　“自治县享受上级国家机关安排社会事业建设专项补助经费的重点倾斜照顾。

　　“自治县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事业建设，接受各类组织和个人的捐赠，并按照规定给予捐赠者享受优待。”

　　二十二、第三十三条改为第三十四条，修改为：“自治县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根据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普及十五年基础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办好成人教育。

　　“自治县按照有关规定享受对民族教育专项资金倾斜安排的照顾，安排专项资金改善学校办学条件和教学设施。

　　“自治县保障少数民族学生完成普及教育阶段的学业，按规定享受生活补贴。”

　　二十三、删去第三十四条。

　　二十四、第三十五条修改为：“自治县大力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办好民族小学和民族中学。高级中学招收新生时，对畲族学生适当放宽录取条件；民族小学可采用普通话和畲语结合教学。

　　“农村小学可适当放宽师生比例，促进农村教育的均衡发展。”

　　二十五、删去第三十六条。

　　二十六、第三十八条改为第三十七条，第一款修改为：“自治县建立和完善科技服务体系和科学普及体系，积极运用上级国家机关对自治县的科技扶持政策，开发科技项目，推广应用科技成果，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

　　二十七、第三十九条改为第三十八条，修改为：“自治县兴办文化、体育事业，加大投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弘扬畲族文化为重点，挖掘民间民俗传统的文化体育资源，开展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积极建设文化畲乡。

　　“自治县保护历史文物和名胜古迹，尊重畲族穿戴和礼仪，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搜集、整理、研究和开发工作，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二十八、第四十条改为第三十九条，修改为：“自治县重视广播、电视、新闻和出版事业的发展。在上级国家机关的帮助下，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普及广播电视，加强新闻宣传，突出民族特色，不断提高质量。”

　　二十九、第四十一条改为第四十条，修改为：“自治县积极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在上级国家机关的帮助下，增加投入，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和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并完善农村卫生服务体系、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

　　“自治县鼓励和支持畲族民间传统医药的研究和开发。

　　“自治县组织和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依法加强食品药品管理、卫生监督，采取有效措施预防控制传染病、地方病和职业病，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

　　三十、第四十二条改为第四十一条，修改为：“自治县依法做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稳定低生育水平。”

　　三十一、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二条：“自治县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完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保险以及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形成与本县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

　　三十二、第五章章名修改为“人才队伍建设”。

　　三十三、第四十三条修改为：“自治县坚持人才强县战略，健全人才管理机制，采取措施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熟悉民族政策的人才队伍。”

　　三十四、第四十五条修改为：“自治县积极培养行政管理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特别要重视畲族人才和妇女人才的培养、选拔和使用。在后备人才队伍建设中，畲族公民所占比例要高于其人口比例。”

　　三十五、第四十六条修改为：“自治县的国家机关录用人员时，对畲族公民应当适当照顾，可规定相应名额、岗位或者比例。

　　“自治县的事业单位聘用人员时，畲族公民应当占有一定比例，条件可适当放宽。

　　“自治县的企业单位招收人员时，对畲族公民可放宽条件。”

　　三十六、删去第四十七条。

　　三十七、删去第四十九条。

　　三十八、第五十二条改为第五十条，修改为：“自治县通过上级财政转移支付的支持，保证国家机关正常运转，财政供养人员工资、津贴和补贴按时足额发放，基础教育正常经费支出。在执行预算过程中，遇到上级国家机关的政策调整或者受灾减收等原因，县财政受到增支减收时，报请上级财政在测算转移支付时作为因素给予照顾。”

　　三十九、第五十四条改为第五十二条，修改为：“自治县的财政预算支出，按照国家规定，设机动资金，预备费在预算中所占比例高于非自治县。

　　“自治县在自主安排少数民族发展专项资金和民族工作经费的同时，享受上级国家机关安排的少数民族发展专项资金和民族工作经费。

　　“自治县对国际组织和国外政府的赠款以及优惠的贷款，享受优先、倾斜安排的照顾。”

　　四十、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三条：“自治县鼓励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对本县的各项建设事业，特别是重点建设项目和农村建设项目，加大信贷投入。

　　“自治县享受国家给予民族地区的无息贷款、贴息贷款和低息贷款的优惠，并充分发挥其效益。”

　　四十一、第五十六条改为第五十四条，修改为：“自治县执行国家对民族自治地方的税收政策。对属于地方财政收入的税收的减免，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办理。

　　“自治县上划的增值税等共享收入的增量部分按照国家规定享受返还的照顾。”

　　四十二、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五条：“自治县征收的林业基金、矿产资源补偿费、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和排污费，除上缴中央部分外，其余上缴部分按照省人民政府有关规定全额返还，由自治县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用途和范围，专款专用。”

　　四十三、第五十五条改为第五十六条，修改为：“上级国家机关拨给自治县的各项补助专款和专用资金，实行专款专用，任何部门不得克扣、截留、挪用，不抵减正常预算收入。上级国家机关给予本县免交或者返还的税费，不抵减各项补助专款和专用资金，不影响各项补助专款和专用资金的分配。”

　　此外，根据本决定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施行。

　　《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自治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